克劳士比曾说：“未来的质量，将不只是‘最好能有’而已，质量将是进入市场的基本条件。”
在今天，当我们回看这篇写于10年前的文章，会发现文内的“预言”，正在被一一证实着。
美国著名的质量专家朱兰博士（J.M. Juran）曾经在《质量管理史》中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如果说20世纪是生产力的世纪，21世纪则是质量的世纪。”
中国正处在百年来最巨大的变革历程，“中国制造”必将在国际贸易中面临来自欧美日各国的重重阻碍与种种挑战，我们只有坚定地实施“质量强国”战略，走“中国品质”之路，才有可能引导企业提升全球的质量竞争力。
“我们身处的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体。未来的质量，将不只是‘最好能有’而已，质量将是进入市场的基本条件。管理层将必须促使质量成为公司文化的一部分，并使其成为日常的工作。”
有一个捷径，而且既可以得到认同和帮助，又可以为消费者、股东和员工带来价值，那就是：质量突围。
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崛起之路：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品质”，从“质量管理”到“管理质量”。
如果说作为人口大国所产生的优势造就了“生产力时代”中国制造数量上的辉煌，那么，只有训练有素的人才能够确保中国制造攀登“质量世纪”的高峰。
在中国，克劳士比学院执着于“致力于把‘中国品质’塑造成为全球消费者信赖的国际新形象”的愿景，10年来努力用“零缺陷”的语言帮助中国企业提升质量竞争力。
从航天（“神五”“神六”）航空到家用电器，从汽车到钢铁，从石油化工到软件通讯，都能够看到其品质影响力，在业内享有中国品质“黄埔军校”的美誉。
因为我们坚信：中国式的全球质量复兴，是推动完成从“制造数量”向“制造质量”跨越、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品质”的跨越的关键所在。
同时，在长期的实践中，我们又切切实实地发现了一个长期被遗漏或省略的、也是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制约要素——质量人才培养的缺失。
显然，这种缺失是由另一种更大的缺失所产生的后果——那就是“质量”；而能否有效管理“质量”将直接导致“中国品质”的成败与兴衰。
几乎每年都有一些获得“国家名牌”称号的企业在质量上翻车，而消费者似乎也表现得很宽容或健忘，从而使得媒体的报道就像上演一出相同主题、不同人物的冗长的电视连续剧——
活生生地把所有的企业利益相关方和各级政府监管方的通病都在此一一呈现，并被不断放大，直至彻底把其丑陋性的一面暴露在太阳底下。
这个怪圈，从整体来说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国制造”的质量管理或质量的幼稚病而引发的。
许多领导干部与企业管理者们对质量管理的认识依然停留在传统的“质量是检验出来的”质量控制状态，对“全面质量管理”的认识也习惯性地等同于“全面质量控制”，并错误地认为质量是质管人员的事情；
随着ISO9000的推广与普及，又片面地以“质量保证”体系取代质量管理，因此，造成现实中产品大量依赖检验与控制，用个别问题的解决替代质量管理本身。
质量原本包含三个层面：物理层面、事理层面和人理层面。分别对应着质量控制、质量保证和质量管理。
强调的是抓需求和源头，而非事后的救火和补偿；注重系统的缺陷预防，而非用高压阀按住高压锅。
而目前的中国企业，基本上停留在这样的状态：认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救火方式是对的，因为“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因此，不是去建立一个缺陷预防的企业风险管理系统，而仅仅在中端的车间里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在后端建立道歉、修补和补偿的队伍和机制。显然，这就是我所说的质量管理中的“堰塞湖现象”。
就企业来讲，主张的是从客户端到客户端的各个增值环节环环相扣的“符合要求链”；就国家监管部门而言，则是强调一条利益相关方的“责任链”；
这两条平衡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企业利益与消费者利益的链条，使“问责制”有了可操作的平台，也使得市场监管、工厂监督得到有机整合；
从而提升政府质量监管人员、企业质量人员的责任感，使其责权利相匹配；让“打假”和“评优”对企业来说不再是商业行为，从而回归质量的本源。
同时，这两条链条是产品安全的保障系统，但目前在质量管理中存在着链条系统脱节现象。
就目前我国的政府质量监管系统而言，由于体制和机制上的原因，造成“市场”与“工厂”、工商业与农业、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等方面冲突，缺乏有效而通畅的监管体系及其信息，使得监管成本居高、效率低下；
另一方面，监管缺乏战略性，做事往往习惯于在技术层面就事论事；而且不善利用法制建设武器，往往出现行政指令代替“质量标准”的情况。
企业不知到底为什么存在？使命到底是什么？不清楚。于是许多企业只是想当行业第一。当第一又是为什么？不知道。这是一个大问题。
美国企业的主流价值导向是为股东创造价值，日本企业更愿意为员工谋福利，欧洲企业则更倾向于承担社会责任。
于是，问题就来了，企业为的是市场第一，不是为消费者，于是消费者被忽视了，员工被忽视了，基层员工流失率非常之高，甚至淡季裁掉了，供应商的利益也忽视掉了，根本谈不上共赢。
在这个系统链条中到底看中谁的利益，不知道！无论国企领导人还是民营企业家，似乎目的都很单纯：名利，而做法也同样简单：做大；越大，就越有影响力，也就越有成功感，越想成为“神”。
可见，这种先天的“零缺陷缺失症”，导致中国制造的“迷圈”的形成，而后果则是各方面利益的失衡和各种非和谐因素的滋长——企业拼命地挤上了高速公路，然后把油门踩到底，一路狂奔，不知疲倦......
要想打破这个怪圈，只需要修复长期不用的或重新安装被拆卸下来的“刹车系统”——零缺陷管理系统。
只有让油门和刹车取得平衡，松紧适度、快慢可控，方可是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或永续成功的不二法门。
也许，日本质量管理之父石川馨道出了日本人成功的秘诀：质量，始于教育，终于教育。
正是基于全球和本土的实践积累，本文才可断言：“中国制造”的春天取决于“中国品质”春花的盛开；
而“中国品质”的春花，则取决于质量人才培养的春风，取决于如何有效地把从业人口培养成质量人才。
那么，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呢？为此，本着为人民负责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建议如下：
在国家“质量兴国、强国”的大政方针指导下，借鉴美日德以质量创造全球竞争力的最佳实践，从全球发展与国家间竞争的事态以及“中国制造”和“中国品质”的视野与大格局致思，研究中国的质量竞争力地位。
制定国家质量人才的教育培养战略，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各级领导干部层面、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中小学生教育层面推进、落实。
整合全国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力量，开发一套适应全国国企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与职业技能的人才培养架构；
同时，成立或整合一家“质量学院”，专门从事干部、专业技术与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探索，以及质量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并把成熟的做法和最新成果向全国高校、培训机构输出共享。
因此，质量的根基也要的从娃娃抓起，将有利于克服沉淀于集体潜意识里的小农意识、培养“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的现代素养。
朱兰大师曾经在《质量史》中指出：如果说“财务”是20世纪的重要管理成果，那么，“质量”将是21世纪的重要管理成果。并殷切希望由美国来担当此任。
但是，无论从大势所趋，或是从克劳士比大师和目前仍然健在的“全面质量管理之父”费根堡姆大师与本文作者的谈话来看，历史已经把此重任交给了中国。
我们必须顺应潮流，扛起“品质复兴”的大旗，从“质量”寻求管理上的突破，适时地推出“国家注册质量人制度”：
在完整而统一的概念和术语、完善的组织形式和人才结构，以及标准的衡量与评估、改进方法和工具的基础上，用国家注册考试机制整合现存的各种技术层面的专业人员（比如，质量工程师、可靠性工程师、质量审核员等）。
像企业人、经济人（Economist）、专业工程师和注册会计师（CPA）那样，设立“专业质量人”或“注册质量人”国家注册考试制度，进而将推动“管理质量”的完善，发展成为国际注册考试制度，为全球质量复兴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根据中国的企业管理成熟度现状，参考国际间财务总监监管制度以及我国军品产品质量的军代表制的成功经验，设立“质量总监或质量督导师制度”，从职业道德和专业道路两个方面发展，对涉及民计民生的产业实施强制性委派。
如此，既可以有效地落实各类组织领导者“质量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保护并建立全球消费者对“中国品质”的信任，同时，又可以大大地激发人们参与全员质量改进的热情，大大地提高专业质量人的成就感和使命感。
我国是制造大国，更是人才培养大国，却面临着这样窘迫的情景：一方面是企业急需质量人才，另一方面大学却不培养这方面的人，于是出现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状。
利用现有的校友资源（皆国内外著名企业的中高层质量管理者）和“国际质量人协会”的平台（与美国质量学院和北京大学质量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共建），建立企业实习基地、经验交流会和网络教育平台，针对大学四年级的理工科学生，以较低的价格培养他们成为初级专业质量人，并派到企业实习。
同时由校友组成的导师团队对其跟踪评估，直到成功就业，然后得到克劳士比的认可证书，成为协会的会员，继续得到相关的知识更新和经验的积累。
建议在各级党校系统增加党政干部“质量管理”（或管理质量”）、尤其是“政府质量管理”的课程。
帮助他们加深对服务与流程、效率和效果的认知，进而从“行政”和“控制”等简单的思维提升到战略和“国家质量竞争力”的层面，将有助于改变自身的形象以及对区域经济建设的督导作用。
广泛吸收国内外著名的企业人与质量人，以及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组成“中国品质顾问团”，启动国家级的“质量竞争力指数”以弥补国家只有生产力指数的不足；
同时积极地与那些善用“模型”并作“预测”的经济学家们进行互动，以其弥补相互之间的不足，丰富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决策视角。
